托尼·阿博特想要斩杀巨龙，却对澳大利亚过去的野兽视而不见

「去寻找巨龙并将其消灭，」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在悉尼作家节上对观众说道，语气颇为抒情。

在澳大利亚看似无休止的文化战争中，善恶对立、正义对抗卑鄙、直言不讳的美德与复杂微妙的危险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

「这是一个好国家，不是一个坏国家，」阿博特宣称。

这位前总理在周五的讲话中用巨龙的比喻反映了澳大利亚军事的部署——他认为澳大利亚的F-35战机应该被派往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去轰炸伊朗——但阿博特的号召可能适用于任何需要被消灭的巨龙：环保主义、欢迎仪式、多元文化、双重地名、共和主义。

阿博特撰写了《澳大利亚：一部历史》。这确实是一部历史，呈现了他对这个国家的特定看法及其形成过程。

黑色臂章与三声欢呼的虚假二分法在我上学时（几十年前）就显得过时。对于古老且无关紧要的人物来说，那时的辩论就已经令人厌倦。

2026年再次进行这样的讨论，证明了澳大利亚的进步甚微，对于某些人来说，几乎是一种安慰，沉浸在同样陈旧的文化战争中。

阿博特的演讲——没有观众提问——触及了所有可预见的主题。

他认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应该「完成在伊朗的任务」，澳大利亚有一个「核心的盎格鲁-凯尔特文化……一个基础的犹太-基督教伦理」，国家因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引入」而受损。

阿博特相信伟大而强大的人物（通常是男性）塑造了世界历史——他提到「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纳尔逊（Nelson）、惠灵顿（Wellington）或拿破仑（Napoleon）」。

「最终，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远非不可控的巨大无形力量的结果，而是个人做出的决定，无论好坏。」

阿博特可以写作。他可以是雄辩的，尤其是在他所偏爱的主题上，如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的政府（「可以说是我们最好的总理」，他曾在其内阁任职）。

但自我反省不是他的强项。「我的一位前同事几乎让我无法工作，」他抱怨道。

阿博特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故意如此。

他忽略了州政府在澳大利亚历史中的作用，尽管它们在澳大利亚人日常生活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性，如治安、医院和教育。

他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拒绝接受「科学已定」的观点。

多年来，阿博特在公共生活中，值得赞扬地花费了大量时间与土著社区和领导人会面。但他似乎从中学到的东西很少。

他的书中完全没有提到种族灭绝（这个词在书中仅在注释中出现一次，作为另一本书的标题）。

他拒绝使用「第一民族」这个术语，认为其具有误导性，并庆祝否决声音公投的结果，重复了否决运动中关于种族分裂的谬论，明知问题根本不是关于种族，而是关于土著身份。

即使在他的论点中，也充满了内部矛盾。

他表示不赞成土著的土地承认——「演变成了一种分裂主义和抱怨政治的实践」——但他的反对是选择性的。

「如果我在赫尔曼斯堡（Hermannsburg）……有人站起来说，『看，你在瓦尔皮里（Warlpiri）土地上』，或者我在艾丽斯泉（Alice Springs）有人说『你在阿伦特（Arrernte）土地上』，那很合理，因为那里有很多瓦尔皮里人和阿伦特人。

「但如果我在福里斯特维尔（Forestville）有人说，你在加迪加尔（Gadigal）土地上，实际上，我在托尼·阿博特的土地上。」

赫尔曼斯堡，也被称为恩塔里亚（Ntaria），位于西阿伦特人的传统土地上。

阿博特将澳大利亚描述为「色盲」，这显然与任何有色人种在此地的经历不符。声称自己是色盲是未受压迫者的特权，是从未经历过这个国家数百万人的日常种族歧视的痛苦和狭隘的人。

但他随后又认为有太多移民没有认同他的（狭隘的）澳大利亚价值观。

他写道：「似乎至少我们的一些新移民生活在『澳大利亚酒店』，而不是加入『澳大利亚队』。正是我们广泛的盎格鲁-凯尔特文化和根本的犹太-基督教伦理使我们的国家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具有吸引力。

「然而，创纪录的移民数量，没有任何有效的价值观歧视，可能会将这一切置于风险之中。」

那么，究竟是色盲的国家，还是多语种的寄宿公寓？

只需一点优雅的想象，就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或这个国家的历史。

但这本书并没有同意这一点。

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最初撰写的《幸运之国》并不是一种赞美，而是一种尖刻的批评：澳大利亚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并不是因为领导得当，而是因为纯粹的运气，依靠地理的偶然性、自然的丰富和其他国家的成就。

「澳大利亚是一个幸运的国家，主要由分享其运气的二流人物统治，」霍恩写道，「它依赖于他人的想法，尽管其普通民众适应性强，但其大多数领导人（在各个领域）对周围事件缺乏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