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听证：嫌犯案发前一个月用假名购买电话卡

博·拉马尔-康登（Beau Lamarre-Condon）向悉尼一家法院表示，他从未计划杀害任何人；如果他真要这样做，他重申会使用偷来的车辆以及一把与己方没有联系的枪支。检控官回应：「没人说这是个周密计划，不然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

这名前警员被控于2024年2月19日在悉尼帕丁顿（Paddington）的杰西·贝尔德（Jesse Baird）家中，使用自己的警用武器枪杀贝尔德及其新伴侣卢克·戴维斯（Luke Davies）。他对两项谋杀罪和一项加重入室盗窃罪均表示不认罪。

拉马尔-康登连续第七天坐在证人席上。检控官问他是否在涉嫌发生枪击的前一晚，以母亲的名义开车送母亲取租用车。在交叉询问过程中，皇家检控官布雷特·哈特菲尔德（Brett Hatfield SC）多次暗示拉马尔-康登曾计划杀害贝尔德。被告周五在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说：「从来没有人是计划要杀任何人。」「你不会为了谋杀而开一辆与你母亲有关联的车。」

拉马尔-康登告诉陪审团：「如果我想策划一场谋杀，我会准备两辆偷来的车；我会准备一把与我无关的枪。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和青少年帮派打交道。」哈特菲尔德对他说：「没人说这是个好计划，不然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对吧？」

拉马尔-康登坚持称，他与母亲在车内谈及自己的自杀念头；他之所以关闭手机，是因为不想在手机附近谈论工作或个人事务。

周五下午，哈特菲尔德开始询问拉马尔-康登如何处理遗体，以及如何清理涉嫌发生的犯罪现场。他向被告暗示，枪击当天下午他曾翻看贝尔德的手机并利用手机发送信息。拉马尔-康登告诉法院：「有很多时候我会出现断片。」他承认信息由自己发送，但无法准确回忆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

拉马尔-康登称，一天后，他与一名朋友在回转寿司餐厅「Sushi Train」见面，并讨论处理遗体。陪审团得知，另一名男子年纪很轻，希望成为警员。拉马尔-康登称，是这名朋友建议用混凝土将遗体沉入水中。哈特菲尔德质疑这一说法，问检控官：「你是在向一个年轻、不成熟的家伙咨询如何处理遗体……这真的是你的证据吗？你不愿为自己如何处理遗体的决定承担责任，却想责怪你的朋友。」

拉马尔-康登回应：「是他给了我这个建议，我并不是说所有想法都是他放进我脑子里的。」检控官称，把两个人的遗体带走并以这种方式处理，是「相当极端的行为」。这名前警员同意自己的行为「不好」。哈特菲尔德则说：「我问的不是这好不好。这根本不容争辩，就是不对。」他告诉法院，这是「与误杀罪不符、也与任何意外杀人行为不符的异常行为」。拉马尔-康登对此表示不同意。

拉马尔-康登承认，2024年2月20日晚，他在帕丁顿住宅附近启动贝尔德的手机，开始回复死者的通知并发送信息。检控官暗示，他当时正在考虑手机中的证据会呈现什么样子，并在「策略性地思考」。拉马尔-康登称，这是「常识」。哈特菲尔德问：「在实施谋杀时讲常识，是吗？」被告回答：「我没有实施谋杀；我犯的是误杀罪。」

周五稍早，拉马尔-康登被问及为何在枪击发生约一个月前的2024年1月15日，以「鲍勃·巴拉德」（Bob Ballard）的名字购买电话卡。他在自己面临双重谋杀指控的庭审中告诉陪审团，此事「与杰西·贝尔德毫无关系」。他说，自己当时正试图收集有关「某名警司实施霸凌」的证词，但担心公开谈论此事。「我想去收集所有这些证词，然后交给媒体。」他说，「我完全不想通过自己的手机进行联系，因为你可能成为目标……你会遭到报复。」

在哈特菲尔德的交叉询问下，拉马尔-康登承认自己使用新电话卡联系了前任和现任警员。当被问及为何手机记录显示，他只用这张电话卡联系过一名警员时，拉马尔-康登称，记录只显示普通电话。他告诉法院：「你们看不到我在Signal上做了什么。」检控官称，他本可以使用普通手机上的加密通讯应用Signal，但拉马尔-康登声称，如果因与媒体联系而受到调查，警方可以迫使他解锁自己的设备并查看Signal记录。

哈特菲尔德还质问，拉马尔-康登的手机中为何存有戴维斯的联系方式。这名前警员称，戴维斯的资料在他的Instagram账户中。他说，鉴于枪击事件，「我用自己的Instagram屏蔽了很多Instagram账户」，「我甚至从自己的账户上屏蔽了杰西的家人。我不想看到那些东西。」不久后，他停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由娜塔莉·亚当斯法官（Justice Natalie Adams）主持的审判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