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没有太多理由欢迎美国中期选举结果

总体而言，北京没有太多理由庆祝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民主党掌控国会，使中国的战略盘算更加复杂，威胁到北京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日益重视交易的对外政策中获得的部分优势；更重要的是，这证明了一件中国共产党宁愿世人遗忘的事：美国民主仍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解释原因之前，必须先说明两点限定条件。

第一，特朗普偏离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共识，不能仅用其个人性格来解释。传统美国外交政策长期重视同盟、民主价值观、多边机构以及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三项结构性变化已使调整美国外交政策不可避免。

冷战后 liberal 国际秩序的维持成本对美国而言越来越高。美国盟友往往过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华盛顿承受的国内经济和财政压力也在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工业和军事方面的非凡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力量平衡，使20世纪90年代的单一极安排越来越难以持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了这两个问题，不仅给华盛顿增加了安全负担，也暴露出面对坚决修正现有秩序的国家时，维持国际规则有多困难。

美国必须进行调整。如果没有特朗普，调整本可以更为渐进，最好能随着旧秩序演变而形成新的机制和责任。如今我们正经历一段危险的国际失序时期，既有规则瓦解的速度快于替代规则的建设速度。即使特朗普离任，美国外交政策既不能也不应完全回到他上台前的形态。

第二点限定条件涉及总统权力。特朗普还将担任总统两年。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拥有相当大的权力，通常受到的国会制约少于国内政策制定。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不能直接推翻特朗普的对华外交，尽管它可以通过立法和预算、加强监督以及改变政治激励来施加影响。因此，任何变化更可能体现在边际层面，而非立即实现战略逆转。

尽管如此，北京仍有充分理由对中期选举结果感到担忧。

相比一位受持久原则和制度承诺约束的总统，中国更偏好交易色彩鲜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首任期内发起贸易战，令北京感到意外，因为这场贸易战挑战了美国数十年的经济接触政策。中国领导人起初难以理解他的做法，但随着时间推移，特朗普的交易主义愈发明显，北京也逐渐学会与他谈判。

特朗普接受了「G2」说法，表明他承认中国是美国首要的同等级竞争者。他越来越多地把台湾当作讨价还价的工具，包括通过推迟军售实现这一目的。他还接受了习近平（Xi Jinping）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表述，为双方达成一种优先考虑双边协调、而非美国传统承诺的谅解创造了可能。

北京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好处。11月2日，即中期选举前一天，由中国企业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旗下《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刊登了一篇题为《如果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落败，与中国的「战略稳定」是否会付之东流？》的文章。文章警告称，共和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可能考验正在形成的战略稳定框架；但文章也表达了对特朗普继续设法稳定对华关系的信心。这种担忧颇具意味：北京已经学会与特朗普的做法合作，并希望这一做法大体不受干扰。

国会施加的压力可能让价值观重新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可能使台湾的安全局势不再那么容易受到总统交易的摆布。美国政策仍会保持务实，但民主价值观将更难被排除在对华关系之外。

国会还可能推动美国修复与欧洲、北美洲和印太地区盟友的关系。加强与加拿大、欧洲民主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其他伙伴的合作，将强化民主世界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的集体实力。当华盛顿与盟友发生争执时，北京会从中受益；当这些盟友加强协调时，北京面临的制约便会增加。

伊朗战争又带来另一项考量。加强国会监督可能增加结束这场冲突的压力。中国没有太多理由欢迎美国提前退出这场战争，因为它消耗华盛顿的军事资源、财政能力、外交注意力和政治精力。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华盛顿就越容易被分散精力，难以专注于印太地区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先进半导体出口尤其清楚地显示出国会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尽管两党都大力支持限制中国获取美国敏感技术，特朗普仍允许销售包括H200在内的某些先进英伟达（Nvidia）芯片，同时继续限制最先进的部分产品。他的政府把这些交易与美国获得的财务回报联系起来。

共和党占国会多数席位时，尽管部分对华鹰派人士反对，国会大体避免直接挑战特朗普的决定。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利用听证会、立法和预算权力收紧出口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