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烟霾再燃地区积怨

印尼多年来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持续产生烟霾，笼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令这两个邻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新加坡教师欧泰庞（Ow Tai Pang）表示，烟霾在上个月达到峰值。

「感觉就像一直在吸烟，」他说，「我能闻到空气中的烟味，喉咙也变得非常干燥，非常不舒服。」和许多新加坡人一样，他关上窗户、运行空气净化器，并避免户外活动。欧泰庞说，对于印尼政府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尤其是迟迟不接受国际援助提议，他感到「些许不满」。

「他们本来可以早得多地作出回应，」他说。

吉隆坡居民赛义德·阿克拉明（Syed Akramin）表示，他的孩子数周来无法到校，妻子则连续数周严重咳嗽。今年的烟霾促使他首次在网上就此事发声。

「烟霾造成的干扰已经非常严重，让我们很难继续袖手旁观，」他说。马来西亚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呼吁抵制印尼商品，但对阿克拉明而言，抵制印尼商品并不是解决持续烟霾问题的办法。

陈恒兴（Tnay Heng Hung）是一名城市规划师，原籍位于马来西亚婆罗洲的砂拉越，现与家人居住在新加坡。她说，近期的烟霾不仅扰乱了她的生活，也勾起了她成长期间经历的严重污染事件。「这确实令人担忧，因为当时我的年龄与我的孩子现在差不多，」她说。

烟霾引发的挫败感也蔓延至外交层面。上个月，印尼政府传播局负责人回应外界投诉时，轻描淡写地淡化对火灾的担忧，并称火灾属于自然现象。

「我们不只是把烟霾输送过去，没有烟霾时，我们输送的是氧气，」他说。新加坡高级政务部长尚穆加姆（K Shanmugam）称这番言论「令人失望」。

在马来西亚，议员卡兰·萨兰（Kalam Salan）在一次有关烟霾危机的议会发言中，刻意使用爪哇语开场。这种语言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Prabowo Subianto）的家乡地区有关。

马来西亚议员林冠英（Lim Guan Eng）呼吁考虑对印尼采取法律行动，另一名议员赛义德·萨迪克·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Syed Saddiq Syed Abdul Rahman）则呼吁提出外交抗议。两项呼吁很快均被马来西亚政府否决。

观察人士质疑印尼上月决定将输往新加坡的管道天然气出口削减约百分之八的时机。印尼称此举是为了满足「国内能源需求」。削减措施之前，印尼能源部长巴利尔·拉哈达利亚（Bahlil Lahadalia）曾表示，雅加达可以审查与被视为「无礼」的国家签订的出口合同。

为降低气温，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上周对雅加达进行了一次印尼官员所称的「意外访问」，并会见印尼外长阿尔马纳塔·纳西尔（Arrmanatha Nasir）和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双方会谈后达成协议，将成立一个联合特遣小组，应对反复出现的烟霾危机。

该小组将促进两国主管部门分享信息和开展合作，重点识别、遏制相关企业，并追究其对造成跨境烟霾的土地和森林火灾所负的责任。新加坡还召见了十家与新加坡有关联的企业代表。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认定这些企业涉嫌与火灾有关。根据新加坡《跨境烟霾污染法》，这些企业可被强制提供其与造成烟霾污染活动之间联系的信息；不配合者将受到处罚。

印尼政府发表声明称，已从多个部门调配超过七万一千人应对森林和土地火灾，重点部署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声明说：「政府继续加强减灾措施、回应其对社区造成的影响，并加强执法，对经证实违反法规的企业采取行动，包括依照适用规定实施制裁，最高可撤销执照。」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莫哈默德·哈桑（Mohamad Hasan）表示，马来西亚将在十一月十二日于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外长会议上提出火灾问题。加查·马达大学（Universitas Gadjah Mada）东南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兰迪·维拉斯塔·南迪亚塔马（Randy Wirasta Nandyatama）说，ASEAN成员国不太可能支持对印尼采取惩罚性措施。

南迪亚塔马说，会议讨论更可能聚焦于合作、韧性和预防。他表示，这场危机凸显了ASEAN长期存在的矛盾：该组织的承诺与其执行承诺的能力之间存在落差。本次烟霾事件也再次引发外界对ASEAN应对跨境污染机制有效性的疑问，其中包括二零零二年订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他说，ASEAN的决策过程以共识为基础，往往反映成员国之间的「最低共同标准」。因此，在危机期间要让该组织果断作出回应会「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危机涉及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国之一时」。

「许多国家都明白，推动事情不能超过一定限度，」他说。新加坡外长访问印尼表明，与公开对抗相比，各国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通过双边方式处理问题。印尼外长纳西尔（Nasir）说，应对火灾是「首要国家任务」，因为生活在受影响地区的印尼社区是最早感受到烟霾影响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