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再次响起：澳大利亚为何回到住房拥有率原点

根据澳大利亚英格利凯尔（Anglicare Australia）的分析，2021年人口普查中，25至34岁人群中，登记为住房拥有者的比例不足40%，此后这一比率预计还在下降，已相当于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

英格利凯尔澳大利亚希望政策环境作出调整，支持有意购房的年轻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数据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年龄群体的住房拥有率持续下降，其中年轻澳大利亚人降幅最为明显。

澳共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经济学家安吉拉·杰克逊（Angela Jackson）表示，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而言，拥有住房尤其困难。他说，相比Z世代的父母或祖父母，如今人们进入住房市场所需支出相对于收入的比例要高得多，这也为更广泛的社会公平敲响了警钟。该委员会是澳大利亚政府的独立经济咨询机构。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房价和租金不断上涨，年轻澳大利亚人在离家生活、积攒按揭贷款首付款方面承受更大压力。房地产数据公司科塔利蒂（Cotality）近期报告显示，自取消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租金冻结措施以来，澳大利亚部分地区租金在五年内上涨了80%。

英格利凯尔澳大利亚表示，年轻人寻求帮助时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住房保障及相关账单压力。执行主任凯西·钱伯斯（Kasy Chambers）说：「年轻人打来的求助电话几乎不可能不提到租金或账单压力。他们在学习、工作并作出贡献，但收入低于前几代人，无法获得住房，也难以建立前几代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保障。」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人口学家和社会研究员利兹·艾伦（Liz Allen）将20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人描述为正在经历「艰难时期」。当时存在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在教育，以及地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艾伦认为，那个时期面临的不平等和全球冲击超过了当前经历的情况。

当时，全年龄段的住房拥有率低于今天，25至34岁的年轻人最不可能拥有房产。艾伦说，二战后的岁月出现了「公平机会」的政策理念，政府以非党派方式努力「重建澳大利亚」。那是住宅建设迅速推进、住房拥有率上升的时期，多项政策推动人口来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从事有酬工作，并帮助民众建立生活，包括改善福祉和获得教育、住房等资源。艾伦说：「但现在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

她表示，数届政府逐渐转向短期政策成果，把长期住房问题一拖再拖。「我们不再抱着建设的心态，而是抱着维持现状的心态。这种做法削弱了我们作为一个增长中人口国家的根本理念，也削弱了面对新出现的不平等时作出政策调整的能力，因为政策未能跟上社会和经济变化。」

对许多澳大利亚人而言，一套住房及其随时间积累的净值，将是最大的财富来源，也是子女日后可能继承的保障。但对于需要更长时间储蓄并还清房贷的年轻一代，这些经济利益可能会减少。

杰克逊解释了工作性质的变化如何使Z世代更难取得与父母和祖父母相当的收入。她说：「工作更加临时化，更多属于零工经济，保障程度更低，这会使申请按揭贷款及其他长期财务安排更加困难。此外，收入本身也随时间发生了变化。对于入门级工作，相较于经验更丰富的工作，员工的相对工资更低。」

英格利凯尔澳大利亚希望政策环境转向支持有意购房的年轻澳大利亚人。钱伯斯说：「政府通过改革偏向财富积累而非劳动的房产税收优惠，迈出了重要一步。现在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最明确的着手点之一是青年津贴（Youth Allowance）。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规定，年轻人仅仅因为年龄较小，生活所需的钱就应该更少。但我们的研究显示，无论在澳大利亚哪个地区，领取青年津贴的人都负担不起租金。」

政府最近宣布，因指数化调整，青年津贴最高支付额将增加20.90澳元，9月将达到1,087.20澳元。不过，具体金额可能因领取者年龄居住状况和受抚养人情况而大幅降低。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每周单位住房租金中位数略低于700澳元，令青年津贴领取者无力租房。

钱伯斯说：「23岁时房租不会更便宜。食品杂货不会更便宜。电费也不会更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