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从未刻意将净海外移民转为负数，急刹车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吗？

澳大利亚正在尝试一件从未做过的事：刻意将净海外移民转为负数。

在我们这个移民国家的历史上，只有在剧烈动荡时期才会出现离开人数多于抵达人数的情况：经济崩溃、战争和大流行。

189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及其后续影响，使截至1906年的15年间年度净海外移民平均值为负。一战和二战期间，随着军队离开国境，移民出现逆转；19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1932年失业率高达32%。

但我们从未通过设计来推动移民逆转。

经济学家、《充裕的浪潮：移民与澳大利亚的缔造》（Waves of Plenty: Im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Australia）一书作者马克·卡利（Mark Cully）表示，这样的政策将是”史无前例”的。

卡利说：”政府在19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都削减了移民计划的规模，但从未试图将永久移民计划降至零。”

即便在加拿大，该国正处在激进的移民”重置”过程中，净移民也未变为负数。

然而，这正是一族党领袖宝琳·汉森（Pauline Hanson）承诺要实现的目标——如果她赢得执政，将持续三年。

汉森利用对主流政治日益不满的情绪和不断上升的经济诉求，论证她的极端计划将降低住房成本。

根据一族党自己的经济团队的测算，在三年内削减76.6万名临时移民将使租金通胀累计下降6.5%。他们表示，根据基于澳储行此前研究的模型，这将为普通租户在三年后每周节省54澳元。

从这个狭义角度看，汉森的移民计划看起来是个赢家。

澳储行该研究的合著者彼得·图利普（Peter Tulip）表示，鉴于其移民计划的规模，一族党的预测并非”不可能或不合理”。

但图利普现在是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警告说，如此剧烈的移民逆转将产生其他后果，使我们作为国家更加贫困。

他说：”这将对（大学部门的）出口造成巨大冲击，也会对政府财政收入造成巨大打击。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将遭受损失。”

卡利的表述更为直白。

如果说深度衰退通常会导致净海外移民大幅下降——除了战争和大流行——那么这种流动可能会向相反方向发展。

卡利说：”如果净海外移民连续三年以上为负，我看不出这怎么可能不意味着长期的经济衰退。”

联盟党在与民粹主义对手的竞争中，也在誓言大幅削减海外抵港人数。

绿党谴责这是”逐底竞争”，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Angus Taylor）承诺，如果执政将在首个任期内把净海外移民削减至每年10万人。

这与目前的高峰值30万人相比，也低于阿尔巴尼斯政府设定的22.5万目标。

泰勒声称他的计划将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削减”，专家们对此表示认同。

与此同时，商业团体正在强烈反对。在过去二十年中，澳大利亚雇主已依赖数百万临时签证持有者——国际学生和技术工人——作为相对廉价和灵活的劳动力来源。

这在关键行业尤为真实，如老年护理和医疗保健，以及农业领域。

这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目前没有简单的答案。

虽然专家们一致认为一族党以及可能还有联盟党的移民计划可能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但澳大利亚的移民体系确实已经失衡。

特别是，每年18.5万人的稳定永久移民接收量已被一个不受监管且无上限的临时签证体系所淹没。

不含新西兰人和访问签证持有者，临时移民占人口比例在过去15年间翻了一倍多，从2011年的2.9%上升至6.6%。包括新西兰人和游客在内，这一比例超过10%。

现在，数十万国际学生、临时毕业生和技术签证持有者以及打工度假者在这里停留多年，在我们的酒吧和医院工作，却没有永久居留权的保障。

专家们表示，这才是移民政策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

卡利说：”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有一个由政府政策制造的下层阶级。”

就像我们面临的许多国家挑战一样，无论是住房负担不起还是生产力停滞，要从几十年积累的政策困境中走出来，将是困难的。

民粹主义政客们兜售的极端政策处方是对这些政策失败的回应。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移民中心负责人艾伦·加姆伦（Alan Gamlen）认为，改善移民体系需要手术刀，而不是大锤。

加姆伦表示，对净海外移民数字的执着掩盖了真正挑战——即重新控制临时签证体系。

他说：”我们需要关注规范临时入境；我们不必急刹车并搞垮经济。”

但正如加姆伦所说：”经济影响并非真正驱动移民辩论的因素。”

相反，一族党以及较小程度上联盟党承诺，以一场没有先例、对后果几乎不加考虑的宏大移民实验换取更便宜的租金。

但即便下次选举带来政府更迭，他们会兑现这些承诺吗？

加姆伦持怀疑态度。

他说：”一族党的计划如此极端，以至于即使他们当选，我认为他们也不会真的执行。

我认为他们只是在放狠话；如果他们真的上台，当他们无法实现目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