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澳大利亚人将无法决定谁继承他们的养老金
当凯利的前夫托尼于2022年底去世时，她以为儿子扎克能够继承托尼留下的超过60万澳元养老金和死亡福利。托尼在 Australian Super 的账户中书面指定：80%留给儿子，20%留给妹妹。但因为填写的是“非约束性指定”（non-binding nomination），托尼的意愿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2023年2月，扎克申请领取父亲的养老金，却在四个月后得知有人对这笔钱提出索赔。提出索赔的竟是托尼的兄弟——一位有过刑事前科、并未被列入受益人的叔叔。他声称自己与托尼“相互依赖”同住（实际上是因出狱条件被迫住在亲属家中），由此引发争议。经过数月交涉，Australian Super 决定按照“八二比例”偏向叔叔分配，扎克若要进一步维权必须向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AFCA）上诉。
2024年1月，扎克将案件提交 AFCA，后者于2025年2月裁定应五五平分。然而叔叔提出异议，坚持支持 Australian Super 的裁决。案件如今被转交至州监察专员，扎克与母亲凯利仍在耗费律师费用，面临买房、生活及心理健康方面的巨大不确定性。
数百万澳人养老金继承无保障
扎克的遭遇并非个例。Super Consumers Australia 的调查显示，至少650万澳大利亚人无法决定其养老金继承人。36%的受访者没有做任何死亡福利指定，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完成了“有约束力的死亡受益指定”。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指定究竟是否具有约束力。
有约束力的指定（binding nomination）要求纸质表格、见证人签名，并需定期续期（通常三年）。繁琐的程序让很多人放弃，导致养老金基金在分配死亡福利时拥有裁量权。ASIC 审查显示，没有绑定指定的索赔往往处理最慢，且引发最多争议。
监管机构呼吁改革
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多次批评养老金基金在处理死亡福利时存在“严重失误”，拖延时间甚至长达数年。ASIC 专员西蒙娜·康斯坦特指出，78%的问题和延误本可由受托人控制。她呼吁基金简化流程，推广数字签名，减少人为障碍。
养老基金律师汤姆·科班直言，非约束性指定在争议中“几乎毫无用处”，往往被忽视或推翻。消费者团体则敦促政府设定强制时限，避免理赔长期拖延。
系统性问题与社会影响
案例显示，非约束性指定不仅让托尼的意愿落空，也导致扎克必须陷入旷日持久的法律争斗。与此同时，First Nations 原住民社区还面临因西方亲属观念带来的额外障碍，更难证明“经济依赖”关系。
AFCA 的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3年间，死亡福利理赔相关投诉增加了七倍。部分受害者在失去亲人后还要面对养老金基金复杂、拖沓甚至缺乏同情心的处理流程。
凯利感叹：“如果托尼当时填写的是有约束力的指定，我的孩子就不会陷入今天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