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斯政府若想摆脱民粹主义死亡螺旋，就必须与我们一道走上街垒

阿尔巴尼斯（Albanese）政府任期已过半，却正濒临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死亡螺旋。要避免被卷入其中，需要政府展现全部政治勇气与能力。

一党党（One Nation）的迅速崛起令人们关注迅速分裂的联盟党（Coalition）所面临的风险，但工党（Labor）同样无法摆脱两党政治格局崩解带来的混乱。自工党「分裂」（the split）以来，这一格局一直是澳大利亚政治的基础，并使工党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重返执政。

中期民调向来难以预测，但政府形象恶化已无法粉饰。工党初选支持率仍低于30%，总理的不赞成率创下历史新高，公众对国家方向的总体情绪也十分悲观。无需政治学学位也能看出，经济状况恶化正影响许多澳大利亚人的钱包。依据本周的一份重要报告，经济恶化还波及许多人的身心健康。

所有这些痛苦的首要制造者，是一位明显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美国民粹主义总统。他先以适得其反的关税扼杀全球经济，如今又发动一场判断失当的伊朗战争，并似乎无法从中抽身。

人们当然可以讨论政府支出以及澳大利亚央行（Reserve Bank）行长提出的问题，但没有全球石油冲击这一助燃剂，那不过是坚持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的政府与一群银行家之间惯常的财政摩擦。

在政治层面，阿尔巴尼斯政府受到两层限制。第一，正如相关表格显示，把责任归咎于特朗普（Trump）会被公众视为逃避责任；但若站出来「解决」全球能源冲击，又会放大自身责任，同时提出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要求。第二，要点破房间里的大象，政府就必须触碰这头猛兽。澳大利亚虽然已巧妙退出总统的视线，但这样做也会带来更广泛的风险。

公平地说，政府已经准备通过新闻媒体议价准则、社交媒体禁令以及数字注意义务，激怒白宫及其科技兄弟房东。但更广泛而言，政府的命运与华盛顿深度绑定，「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奥库斯（Aukus）以及美国人工智能超级规模企业的吸引力，都是国家经济计划的核心。

这给阿尔巴尼斯政府增加了另一重挑战：澳大利亚公众对未来的热情，远低于正在形成的堪培拉共识所设想的那样——尤其当未来被牢牢系于美国之时。这种被迫的沉默，使政府暴露在自身的民粹主义反弹之下，因为人们正失去对民选代表处理混乱影响的信心，而这场混乱恰恰也是同一种民粹主义造成的。

那么，政府能做些什么，避免自身被拖入这一漩涡？第一，需要对当下局势作出连贯分析。上一次全球大动荡期间，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正是精妙地做到了这一点。诚然，在碎片化的信息生态中传递核心信息困难得多，但我敢说，「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今天仍能一语中的。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提供了蓝图：在经济衰退、美国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并造成冲击之际，他仍提升了个人声望。他挣脱了特朗普施加的束缚，并将自己定位为应对时代挑战的最佳守护者。

第二，政府需要说明自己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仅仅向民众施予只会加剧通胀压力的短期救济并不足够，还必须展示政府正如何在支持那些正在对它失去信心的人的同时应对时局。

在这方面，政府有可深耕的空间：重新平衡税收制度对工资和资本的不平等待遇，重建国家自主工业能力，并采取积极措施，为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中的应用设置护栏。政府需要为这项重要工作注入活力。

最后，政府必须把自己重新塑造为变革的倡导者，而不是众多人正在拒绝的现状的维护者。汉森（Hanson）和全球各地的「Temu特朗普」（Temu Trumps）正在利用混乱，但若以为所有这股推动力都来自右翼民族主义，那就错了。

在欧洲、南美洲和印度的街头抗议中，进步运动正在崛起，它们反对的不是移民，而是基本服务供应不足及政府廉洁问题。在法国，学校的状况最初促使学生走上街头；在阿根廷，争议焦点是大学经费；在印度，「蟑螂运动」（Cockroach movement）源于考试舞弊；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目标是可负担住房。

这些运动中有许多由Z世代年轻人领导并不奇怪。住房市场失灵使他们面对减少的物质前景，人工智能又可能造成就业末日。年轻人的抵抗，成为右翼力量崛起的制衡。

这些进步浪潮释放的能量，正是工党可以借助的力量，用于对抗寻租者和精英。如果工党不能把握这些力量，风险在于绿党（Greens）将在其新领导人带领下填补这一缺口。

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执政时期，混乱占据主导。阿尔巴尼斯政府的执政正当性在于保持清醒。但要摆脱民粹主义死亡螺旋，它或许必须准备好与我们一道走上街垒。

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是Essential这家进步派战略传播与研究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长；该公司曾在最近一次联邦选举中为工党开展定性研究。他每周主持播客《燃烧的平台》（Burning Platforms），并为《自豪的人类》（Proudly Human）撰写经认证的专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