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铃长鸣：澳大利亚为何又回到了原点

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25至34岁人群中，拥有住房者不足40%，这一比例已降至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安格利凯尔澳大利亚（Anglicare Australia）希望调整政策设置，为有志购房的年轻澳大利亚人提供支持。

拥有住房的年轻澳大利亚人数量一直停滞不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大致相当；与此同时，生活成本和租金持续上涨。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25至34岁人群的住房拥有率不足40%。安格利凯尔澳大利亚（Anglicare Australia）的分析认为，这一比例此后可能进一步下降。

这相当于20世纪40年代的住房拥有率，当时战后繁荣尚未到来，政府尚未通过多项政策优先推动住房建设并为退伍军人提供住房。与此同时，住房价格和租金不断上涨，使年轻澳大利亚人在离家生活期间仍需为购房储蓄增添压力。

房地产数据公司科塔利蒂（Cotality）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解除新冠疫情时期的租金冻结措施以来，澳大利亚部分地区的租金在五年内飙升了80%。

安格利凯尔澳大利亚（Anglicare Australia）表示，年轻人的求助内容主要涉及住房保障以及相关账单带来的压力。该机构执行主任卡茜·钱伯斯（Kasy Chambers）说：「年轻人打来的电话几乎不可能不提到租金或账单压力。他们在学习、工作并作出贡献，但收入低于前几代人，无力获得住房，也难以建立前几代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保障。」

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年龄组的住房拥有率持续下降，其中年轻澳大利亚人降幅最为明显。澳大利亚政府独立经济咨询机构生产率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经济学家安杰拉·杰克逊（Angela Jackson）表示，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而言，购房尤其困难。

杰克逊说：「与Z世代的父母或祖父母相比，如今进入住房市场所需支出相对于人们收入而言高得多。这确实为更广泛的社会公平敲响了警钟。」

澳大利亚人口统计学家、社会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莉兹·艾伦（Liz Allen）将20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人的处境形容为「艰难时期」。她说：「当时存在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在教育、地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那个时期面临的不平等，以及那个时期经历的全球冲击，超过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

当时所有年龄群体的住房拥有率都低于今天，25至34岁的年轻人拥有房产的概率最低。艾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出现了「公平机会」的理念，政府不分党派地努力「重建澳大利亚」。那是住宅建设迅速推进、住房拥有率上升的时期。

艾伦说：「当时政策从多个方面推动人们来到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人投入工作、有偿劳动，并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站稳脚跟，享有良好的福祉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获得住房等等。但现在，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

艾伦表示，数代政府的政策逐渐转向争取短期成果，把长期住房问题一推再推。「我们已经不再抱着建设的心态，而是抱着维护的心态。」她说：「这种做法削弱了我们关于人口增长的核心理念。新的不平等正在出现，而政策没有跟上社会和经济变化。」

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一套住房及其随时间积累的净值，将成为他们最大的财富来源，也是子女日后可能继承的一份保障。但对于需要更长时间储蓄并还清房款的年轻世代而言，这些经济收益可能会减少。

杰克逊解释称，工作的性质也使Z世代更难获得与父母和祖父母相当的收入。她说：「工作更加临时，零工工作可能更多，稳定性也可能更低，这会使申请住房贷款及其他长期财务安排更加困难。收入本身也随时间发生了变化。与经验更丰富的工作相比，入门级工作的相对工资更低。」

安格利凯尔澳大利亚（Anglicare Australia）希望政策设置转向支持希望拥有住房的年轻澳大利亚人。钱伯斯说：「政府通过改革偏向积累财富而非劳动的房地产税收优惠，迈出了重要一步。现在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最明确的起点之一就是青年津贴（Youth Allowance）。」

钱伯斯说：「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规定，一个人仅仅因为年龄较小，所需生活费就应该更少。我们的研究发现，青年津贴领取者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负担不起租金。」

政府最近宣布，由于指数化调整，青年津贴最高支付额将增加20.90澳元，并在9月达到1,087.20澳元。不过，实际金额可能因年龄、居住状况和受抚养人情况而低得多。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每周单位住房租金中位数略低于700澳元，令青年津贴领取者难以租房。钱伯斯说：「23岁时，租金不会更便宜。食品杂货不会更便宜。电费也不会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