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天然气巨头吓倒——他们需要付出更多

天然气公司正在花费数百万美元试图说服我们不要对他们征收更多的税。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很少有人会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交出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钱。澳大利亚研究所的左倾智库主任理查德·丹尼斯（Richard Denniss）表示：「天然气公司在公关上的花费超过了在石油资源租赁税（PRRT）上的支出。」这意味着天然气公司支付的石油资源租赁税非常少，而这正是我们试图从这些公司吸取的巨额利润中收回的一种主要方式。

石油资源租赁税于1988年生效，对澳大利亚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利润征收40%的税。这意味着随着最近天然气价格的飙升（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天然气供应紧张），政府应该获得大量收入。但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

当然，天然气行业——主要是壳牌（Shell）、伍德赛德（Woodside）和雪佛龙（Chevron）等跨国公司——坚称他们支付了巨额费用。他们的行业组织澳大利亚能源生产商表示，2024-25年度，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通过各种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向联邦、州和领地政府贡献了近220亿澳元。

听起来很多，但相对而言并不多。天然气公司支付的所有税收——包括公司税、特许权使用费和石油资源租赁税——加起来约占其利润的30%。而其他主要化石燃料出口国的政府通常获得75%到90%的税收。

问题在于，天然气公司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则。他们只是充分利用了这些规则，结果是他们支付的费用远低于应有的水平。部分原因是许多天然气项目技术上位于联邦而非州的水域，这意味着它们不受州政府管理的特许权使用费制度的约束。

这些项目改为支付石油资源租赁税。但问题在于，他们本应支付的40%的税收往往被大幅削减，甚至在多年内完全抵消。这是因为天然气公司可以从税收负担中扣除他们的费用：例如勘探、建设成本和建造海上钻井平台的资金。

由于这些成本通常非常高，可以从一年转移到下一年，并且剩余金额可以继续增长（以考虑利息和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天然气公司往往在很长时间内支付很少甚至没有税收。这在2019年之前尤其如此，当时这些费用可以按长期联邦债券利率（通常在5%到10%之间）加上每年15%进行结转。

当然，这太过慷慨，已经减少了，但复利效应意味着许多天然气公司继续受益于我们过去过于慷慨的安排。天然气公司会辩称这一切都是公平的，因为他们和他们的股东承担了成本——并承担了投资天然气项目的风险，这些项目可能带来很少的收益（或者，正如大多数情况下的情况，带来了很多收益）。

他们还认为，增加税收将导致投资减少，因为股东和公司会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天然气储备，或者完全用于其他用途。但前竞争监管机构主席、现绿色能源倡导组织超级力量研究所（Superpower Institute）主席罗德·西姆斯（Rod Sims）表示，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论点。

如果我们追求澳大利亚研究所支持的对天然气出口征收25%的税，一些天然气项目可能会变得无利可图。这个想法很不错，如果我们的优先事项是制定一个非常简单的税收，以让天然气公司付出更多，并且如果我们希望国内天然气价格更低。

然而，后一点可能会有一些争议。观点是，通过对天然气出口征收25%的税，我们鼓励天然气公司在澳大利亚销售更多的天然气，从而增加供应并降低价格。但如果出口税最终导致投资减少（公平地说，这也是那些支持环保并希望我们远离天然气的人所希望的），我们可能会在长期内看到澳大利亚的天然气项目减少。

挪威经常被提及为一个例子，那里天然气公司威胁要离开，如果该国提高他们的税收：是挪威还是公路，最终天然气公司决定后者并不那么吸引人。

但问题在于，挪威的天然气税收方式比对出口征收25%的税要复杂得多。实际上，它更接近于西姆斯和他的超级力量研究所团队提出的「公平份额征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