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燃料危机中的一天
凯帕拉（Kaipara），新西兰，詹姆斯·布雷迪（James Brady），农民：我们在奥克兰以北有一个小型奶牛场，饲养200头奶牛，还有少量的肉牛和幼畜。我们每天早上4:30开始工作——检查奶牛、喂食、挤奶，然后下午再重复一遍。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照料牲畜、移动动物上，目前我们正忙于更新牧场。
柴油是我们的主要燃料——我们有两台拖拉机和机械设备。我们还有使用汽油的四轮摩托车。每月我们使用900升柴油和200至300升汽油。我们刚用完上个月的柴油，支付的价格大约是每升新西兰元1.85（约合1美元；0.80英镑）。柴油上涨了1.03美元每升，汽油上涨了33美分每升。这意味着每月增加了1252美元的费用，或每年增加15024美元。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燃料供应——来做工作的承包商也受到影响，化肥价格上涨了40%。这一切对我们的成本有巨大的连锁反应。作为农民，我们没有人可以转嫁这些成本。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不会在农场投资，或者我们必须推迟或延迟维护成本。我们尽量高效运营——我们不是为了使用设备而燃烧燃料。但我们有点无奈——奶牛仍然需要喂养，我们仍然需要收割饲料。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动。
维拉港（Port Vila），瓦努阿图，丹尼尔·托马斯（Daniel Thomas），47岁，巴士司机：燃料价格上涨的威胁让维拉港的人们感到紧张。政府表示燃料价格将很快上涨，和这里的许多人一样，我担心我赚的钱不够支付所有开支。我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在维拉港的街道上开巴士。我每天大约赚120澳元（约合82美元；62英镑），每隔几天就要买一次燃料。当价格上涨时，我每天可能只能带回家70澳元，这可能不足以支付贷款和其他开支。在维拉港，气温高达30摄氏度，我们的巴士必须开空调，这又消耗了更多燃料。
在瓦努阿图，很多司机都有车辆贷款，他们不知道一旦燃料变得更贵，他们每个月如何支付银行。唯一的选择是提高票价，但这在维拉港的乘客中不会受到欢迎。这让司机们处于艰难的境地，但如果不提高票价，我们将无法生存。
世宗（Sejong），韩国，金厚仁（Kim Hooin），55岁，公务员：我的早晨和往常一样开始：早上6:20在清州的公寓里闹钟响起。但上班的路程变了。自3月25日以来，政府对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实施了强制性车辆限制，我每天都乘坐巴士。车辆五日制意味着我每周有一天不能开车，即使在可以开车的日子，我也选择不这样做。燃料价格上涨太多。我提前15分钟出门，赶上7:10的巴士前往世宗，这个距离首尔南部130公里的行政首都。
在40分钟的通勤中，我听音乐或看YouTube。限制之前，我开车只需25分钟。现在需要更长时间，但我仍然早到上班，所以没有真正的不便。我在政府机构工作，我的工作包括管理和驾驶三辆车以及为官员规划日常交通。我们严格遵循五日制规则，只在绝对必要时使用车辆，优先使用电动车。我在7:50到达办公室时，给政府的电动车充电，检查一切正常，并准备驾驶计划。
政府的12点节能运动还呼吁缩短淋浴时间，白天给手机充电，并在周末洗衣服。在家里，我不再把浴缸装满水。这不仅仅是关于淋浴，而是节约用水，所以我改为轻度淋浴。我本来就习惯在周末洗衣服。对于手机充电，我尽量在白天进行，但由于工作需要，我需要随时充电。
我认为这项节能运动不仅仅是关于这些具体行动。这是关于共同克服困难的信息。这些措施感觉是可以管理的，韩国人民一直有强烈的节俭精神。我们曾经克服过危机。我们经历了1997年的IMF危机、2013年的停电风险，当然还有新冠疫情。如果政府尽其所能，公民合作，我们也能度过这次危机。
素林府（Surin province），泰国，提拉育·伦伦（Teerayut Ruenrerng），移动杂货车老板：大约中午，我从早上的销售回家。我会经过三个加油站并在每个站停下。有时我能加到油，有时不能。有时他们只给我300泰铢或500泰铢（约合9.15美元到15.25美元）的油。午餐时我休息一下，睡大约一个小时。我在午夜开始工作。
如果我能加满一箱油，我会感到轻松，因为我知道至少三天内我不需要再找油，并且可以保证出去卖货。但如果我找不到油，我会开始感到压力和恐慌，不知道如果找不到油该怎么办。柴油很难找到，而且一切都变得更贵。[战争]影响了整个系统。它可能影响了我多达20%的利润。
在我买菜的市场上，价格上涨了，有时我订购的东西没有到货。比如我订了10公斤鸡肉，只有5公斤到货。这让我很难计划。即使是我用来包装商品的塑料袋价格也上涨了。
我卖猪肉、鸡肉、海鲜、鱼和加工肉类。我们还卖蔬菜和水果以及酱料和调味品。我在早上和晚上分别在四个村庄销售这些商品。我不得不提高一些商品的价格，尽管我不想这样做，因为现在我无法承担成本。
我们不仅面临伊朗战争的影响，自从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冲突以来，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没有任何支持，我们可能不会持续太久，我们将不得不停止。
